封锁下的“另起炉灶”与“一边倒”
0世纪50年代的中国，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独特历史阶段，国内，百废待兴，工业基础薄弱，农业生产力低下，亟需通过对外贸易获取恢复和进步所需的资金、技术及物资；国际，冷战格局深化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封锁进一步升级，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，正常对外贸易渠道几乎中断，在此背景下，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深深烙印着“另起炉灶”“一边倒”的外交战略底色——即打破西方封锁，优先进步与苏联、东欧等社会主义民族的经贸关系，同时在不损害民族主权的前提下,有限度地与部分资本主义民族开展民间贸易。
政策核心：规划经济体制下的“统制贸易”
0年代的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规划经济体制，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是“统制贸易”，即由民族统一管理对外贸易的各个环节，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包括：
- 垄断经营：全国对外贸易业务由国营外贸专业公司（如中国进口公司、中国出口公司，后分设为十几家专业外贸总公司）独家经营，私营进出口企业仅能在民族规划指导下从事少量代理业务，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，私营外贸企业全面纳入国营体系。
- 规划管理：对外贸易规划纳入民族整体经济规划，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（后分设为商业部、对外贸易部）统一编制，包括出口商品收购规划、进口商品调拨规划、外汇收支规划等，严格遵循“量入为出、进出平衡”的规则。
- 外汇管制：实行严格的外汇集中管理制度，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卖给民族，所需外汇由民族统一按规划分配，人民币汇率由民族根据政策需要和物价水平制定，主要服务于进出口贸易的宏观调控。
操作路径：“一边倒”的经贸合作与有限开放
“一边倒”战略指引下，5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操作路径呈现鲜明的“重点突破、多元补充”特征：
- 优先进步与苏联、东欧社会主义民族的经贸关系：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完全主体，1950年2月，中苏签订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》，同时签署《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》，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，用于中国引进重点工业项目，1950-1957年，中国对苏东民族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年均超过50%，其中苏联占比最高，出口商品以农副产品、矿产品为主（如大豆、桐油、钨砂、煤炭等），进口则以机械设备、工业器材、交通工具等生产资料为主（占比约60%-70%），为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提供了关键物资支撑，著名的“156项重点工程”中，大部分设备和技术来自苏联及东欧民族，成为这一时期贸易合作的标志性成果。
- 有限度开展与资本主义民族的民间贸易：在西方封锁的缝隙中，中国积极探索与部分资本主义民族的民间贸易渠道，1952年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（如莱比锡博览会、广州交易会），与英国、法国、西德、日本等国达成一些小额贸易协议；1953年起，中国通过香港转口贸易，与东南亚民族（如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）及部分西欧民族开展商品交换（如出口茶叶、丝绸，进口化工原料、精密仪器等），1957年春交会（首届广交会）的举办，成为中国打破封锁、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窗口，当年对资本主义民族贸易额占比提升至17.9%。
- 自力更生与贸易保护的平衡：在依赖外部援助的同时，政策强调“自力更生为主，争取外援为辅”，通过出口创汇积累资金，同时在国内推动替代进口产品的生产（如部分机械、化工产品），减少对外依赖；对进口商品实行严格审批，优先保障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所需，消费品进口受到严格控制，以节约外汇、保护民族产业。
政策成效与历史影响
0年代的对外贸易政策，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奠基性意义：
- 支撑了工业化起步：通过大规模引进苏联和东欧的设备与技术，中国初步建立起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，为后续的工业化进步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- 打破了西方封锁：通过与社会主义民族的深度合作及有限度的资本主义民族贸易，中国在国际经济封锁中打开了缺口，维护了经济主权。
- 积累了外贸管理经验：“统制贸易”体制下形成的规划管理、外汇管制、专业公司经营等模式，为后续外贸体制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教训。
- 培养了外贸人才：在操作经过中，中国培养了一批熟悉国际贸易制度的外贸专业人才，为改革开放后的外贸大进步储备了人力资本。
一时期的政策也存在局限性：过度依赖苏联和东欧市场，贸易结构单一；规划经济体制下，外贸企业缺乏自主性和活力，难以适应国际市场变化；对资本主义民族的贸易规模有限，未能充分利用全球资源。
十年代的对外贸易政策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探索“站起来”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艰难尝试，它以“统制贸易”为制度基础，以“一边倒”为战略导向，在封锁与压力下为中国经济赢得了生存空间和进步机遇，深刻影响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对外开放路径，这一时期的操作，既体现了规划经济体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，也暴露了封闭条件下经济进步的局限性,为后续改革开放时期外贸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。
